本报评论员万磊

　　近日，印度宣布进行20年来最大经济改革，内容以“开放”和“全面引进外资”为核心。作为这一改革的衍生，印度计划于明年向外国投资者和一些世界顶尖大学开放其高等教育产业，最终将允许哈佛、斯坦福和耶鲁等顶尖大学进入印度，以满足众多印度年轻人在经济增长格局下日益提高的技能要求。

　　在印度高等教育的政策演变史上，印度始终尝试以提高高等教育与国家发展的耦合度为第一目标。当前经济增长的格局下，印度的高等教育显现的落后已经成为其拉动经济增长潜能的负面因子。印度高等教育的症结在于，首先是覆盖率过低，使得印度的高等人才储备无法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印度要改善这一现状，需要大规模投入大学建设，才能挖掘民间的人力资源潜力，以支撑起经济增长——这也是政府在现有财政约束下不能不考虑引资的背景。

　　此前，类似的高等教育开放的提议即已引发部分反对，原因是部分人担心外国影响力将借此渗入、学费可能上升、扶弱政策的各项措施也将遭到摒弃。然而此类“保守”的观点并不符合高等教育产业的规律。通过高等教育机构发挥“外国控制力”不免过于杞人忧天，因为印度的价值观同西方世界并无冲突。而学费本来就可以在高校之间保持差异，纯粹通过加大外资带来的高等教育供给不一定拉高学费水平。印度可以财政支持更多的高校以平抑其国内学校的学费，或者继续降低各种壁垒吸引私人资本进入高等教育，这样加大国内高等教育供给，学费自然有下调的空间。另外，也很难看出“引进外资”和“扶弱政策”之间有什么绝对对立的地方。原因是，印度政府在高等教育方面的财政预算只要调度得当，各种扶弱政策应该不会受到实质性冲击。反而是外资办学吸纳了部分学员，原有的高校容量可以转移给原来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世界顶尖高校的种种行政和学术管理体制也会给本国高等教育产业形成冲击，模仿与竞争会促进国内高校的竞争力。

　　另外，部分“保守派”所担心的“扶弱政策”原本就反映出印度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显现出很大的非公平性，此前，印度主要通过财政拨款，改善落后与偏远地区的高等教育硬软件投资，但规模有限，对于在真正意义上降低地区不平衡仅仅是杯水车薪。这与印度早前力图以集中资源式发展高等教育有关。后者加剧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并衍生促进了贫富分化，单纯的“扶弱政策”很难扭转整体教育投入不平等的格局。而恰恰是为应对这一局面，印度需要针对高等教育设立全局性的财政与引资政策，外资仅仅是其中的环节之一。印度需要进一步挖掘来自国内的资源为国内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张输送新鲜血液，如此才能构建重组的人力资源储备，为“开放”式改革不断提供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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